现在你特别举出学习、询问、思考、辨析来穷尽天下的道理而不去切

现在你特别举出学习、询问、思考、辨析来穷尽天下的道理，而不去切身实践，这是专门把学、问、思、辨作为认识活动，而不把穷理当作实践活动。天下哪里有不实践而学习的呢？哪里有不实践就可以称作穷理的呢？程颢先生说：“只要穷尽事理，就可以充分发挥天性，从而知道天命。”所以必须在实践中达到仁爱的最高境界，才能称作穷尽仁爱的道理，在实践中达到义的最高境界后，才能说穷尽义的道理。达到仁爱的最高境界，就能充分发挥仁爱的天性，达到义的最高境界，就能充分发挥义的天性。学习达到了穷尽事理的最高境界，却还没有着手实践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所以知道不实践就不能学习，知道不实践就不能穷尽事物的道理。知道不实践就不能穷尽事物的道理，那么就知道知行必须合一并举的，而不能够把他们分成两件事。

既然万事万物的道理不存在于我们的心外，而又一定要说穷尽天下的事理，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心中还没有足够的良知，而必须向外寻求天下众多事物的道理，用以弥补增加我们心中的良知，这仍是把心与理一分为二了。学、问、思、辨的功夫，虽然天资比较困顿的人得比别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，但是努力扩充到了极点，以至于充分发挥天性而知道天命，充其量不过是使我们心中的良知得以圆满罢了。除了良知，难道还要再增加一丝一毫其他东西吗？现在一定要说穷尽天下的事理，而不知道反过来向我们的本心寻求，那么凡是善恶的原因、真假的异同，舍弃我们心中的良知，又将如何体察辨明呢？你所说的‘气拘物蔽’，正是受以上观点的拘束和蒙蔽。现在想要清除这一弊端，而不知道在本心上用功，却要向心外寻求，就好像眼睛有毛病的人，不吃药调理治疗眼睛，而只是徒劳地去眼睛外面探寻光明，光明怎么能从眼睛之外求得呢？肆意放纵的危害，也是因为不能从我们内心的良知上精细洞察天理的原因。这些的确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的事情，不能不详细分辨。你不要说我的论断太尖刻了。

来书云：“教人以致知明德，而戒其即物穷理，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，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？纵令静而有觉，稍悟本性，则亦定慧无用之见，果能知古今，达事变，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？其曰：‘知者意之体，物者意之用’，‘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’。语虽超悟独得，不踵陈见，抑恐于道未相吻合。”

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，未尝戒人穷理，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。若谓即物穷理，如前所云“务外而遗内”者，则有所不可耳。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，以致其本然之良知，则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大本立而达道行，《九经》者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，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？彼顽空虚静之徒，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，以致其本然之良知，而遗弃伦理，寂灭虚无以为常，是以“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”。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，而亦有是弊哉？

心者身之主也，而心之虚灵明觉，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。其虚灵明觉之良知，应感而动者谓之意。有知而后有意，无知则无意矣，知非意之体乎？意之所用必有其物，物即事也。如意用于事亲，即事亲为一物；意用于治民，即治民为一物；意用于读书，即读书为一物；意用于听讼，即听讼为一物。凡意之所用，无有无物者。有是意即有是物，无是意即无是物矣，物非意之用乎？

格字之义，有以至字之训者，如“格于文祖”也“有苗来格”3，是以至训者也。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，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，而后谓之格。有苗之顽，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，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，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。加格其非心、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，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，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。且《大学》格物之训，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，而必以至字为义乎？如以至字为义者，必曰穷至事物之理，而后其说始通，是其用功之要，全在一穷字，用力之地，全在一理字也。若上去一穷、下去一理字，而直曰致知在至物，其可通乎？夫穷理尽性，圣人之成训，见于《系辞》者也。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，则圣人何不直曰“致知在穷理”，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，以启后世之弊邪？

盖《大学》格物之说，自与《系辞》穷理大旨虽同，而微有分辨。穷理者，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。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，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而后其功始备而密。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，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，而谓格物未尝有行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，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。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、行为先后两截，日以支离决裂，而圣学益以残晦者，其端实始于此。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见，则以为“于道未相吻合”，不为过矣。

所九经：语出《中庸》“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”。也 格于文祖：语出《尚书·舜典》“归，格于艺祖”。注曰：“归，告至文祖之庙，艺，文也。”格，至、到。文祖，尧的庙。3 有苗来格：意为有苗族人到来。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七旬，有苗格”。格，至、到。

你来信说：“你教育学生致知明德，却不让他们从事物上推究天理，假如让糊涂的人深居简出，不听圣人的教诲和告诫，就能致知而明德吗？纵然他们在静坐时有所觉悟，稍微能领悟到人的本性，那也是定慧之类的佛家无用的学说，难道真能通晓古今、通达事变，对治理国家有实际作用吗？你说：‘认识是意念的本体，事物是意念的运用’，‘格物’的‘格’就是‘格君心之非’的‘格’，这话虽然显示出高超的悟性和独到的见解，不落俗套，但恐怕与圣道不相吻合吧。”

我所说的格物致知就是所谓的穷尽事物的道理，不曾禁止人们穷尽事物的道理，让他们深居简出无所事事地端坐在那里。如果说在事物上推究道理，就像前面所说的只注重外在学习而忽视向内存养心性，那么就不对了。糊涂的人如果真能在万事万物上精心体察本心的天理，发现其原本的良知，那么“即使愚蠢也必定能变得聪明，即使柔弱也必定能变得强大”。于是就能够立大本，行达道，《九经》之类就可以一概贯穿而没有遗漏，你还担心他没有治理国家的实际才能吗？那些顽固地坚持空虚静灵的佛道弟子，正是由于不能在万事万物上精心体察本心的天理，从而发现其心中原本的良知，所以才会抛弃伦理，把寂灭虚无当作正常现象，所以他们不能够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谁说圣人穷尽天理充分发挥人性的学说也有这样的弊病呢？

心是身体的主宰，而心的虚灵明觉，就是人本心固有的良知。虚灵明觉的良知，因为感应而发动就是意念。有认识后有意念，无认识就没有意念。认识不是意念的本体吗？意念的运用之所以必须有相应的东西，这就是事情。如果意念作用到侍奉双亲上，那么侍奉双亲就是一件事情；意念作用于治理百姓上，那么治理百姓就是一件事情；意念作用于读书上，那么读书就是一件事情；意念作用于听讼上，那么听讼就是一件事情。凡是意念作用到的地方，没有不存在事物的。有什么样的意念就有什么样的事物，没有什么样的意念就没有什么样的事物，事物难道不是意念的运用吗？

“格”字的意思，有用“至”来解释的，如“格于文祖”“有苗来格”，其中的“格”都是“至”的意思。然而“格于文祖”必定是至孝至敬，对于阴阳两世的道理都通晓，然后才能叫作“格”。苗族人愚昧顽固，只有实行礼乐教化后才能格，所以格也有正字的意思，不可以只用至字来解释格的含义。如“格其非心”“大臣格君心之非”等中的“格”，都是纠正错误使它归于正确的意思，而不能用至字来解释。况且《大学》中对于格物的解释，又怎么能知道它不能用“正”字而必须用“至”字来解释？如果用“至”字来解释，必须穷尽事物的道理，这样才说得通，这样用功的要领全在一个“穷”字上，用力的对象全在一个“理”上。如果前面去掉一个“穷”字，后面去掉一个“理”字，直接说致知在至物，能说得通吗？穷理尽性是圣人既定的教诲，在《易经》中有所记载。假如格物的学说真的是穷理的意思，那么圣人为何不直接说“致知在穷理”，而一定要说这种语意转折而且不完整的话，用以导致后世的弊端呢？

《大学》中的格物之说同《易经》中的穷理的意思大致相同而只是稍微有点区别。穷理中包含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功夫。所以谈到穷理，那么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等功夫都在其中，谈到格物就必然兼有致知、诚意正心，然后格物的功夫才能严密。现在只提到格物就说是穷理，这是只把穷理当作认识了，而认为格物中不包括实践，这非但没有抓住格物的宗旨，而且连穷理的本义也一并丢失了。这就是后世的学者为什么把认识实践分成两部分，使其一天天地支离破碎，而圣学也日渐残缺晦涩的原因，它们的开端实际就在这里。你继承过去的观点也在所难免，认为我的见解“和圣道不相吻合”，也不算过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