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侯范雎失去了原韩地的封邑汝南，秦昭王对范雎说：“贤卿丧失自己的封地汝南以后，是不是很难过呢？”范雎回答说：“臣并不难过。”秦昭王说：“为什么不难过？”范雎说：“梁国有一个叫东门吴的人，他的儿子虽然死了，可是他并不感到忧愁，他的管家就问他：‘主人你疼爱儿子，可以说是天下少见，现在不幸儿子死了，为什么不难过呢？’东门吴回答说：‘我当初本来没儿子，没儿子时并不难过；现在儿子死了等于恢复到没儿子时的原状，我为什么难过呢？’臣当初只不过是一个小民，当平民的时候并不忧愁，如今失去封地汝南，就等于恢复到原来平民的身份，我又有什么好难过的呢？”

秦昭王不信范雎的话，于是就对将军蒙骜说：“如果有一个城池被敌人围困，寡人就会愁得寝食不安，可是范雎丢了自己的封土，反而说自己毫不难过，寡人认为他这话不合情理。”蒙骜说：“让我去了解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！”

蒙骜就去拜会范雎说：“我想要自杀！”范雎很惊讶地问：“将军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”蒙骜回答：“君王拜阁下为师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件事。现在我蒙骜侥幸成为秦国将军，眼看弱小的韩国竟敢违逆秦国夺走阁下的封土，我蒙骜还有什么脸活着？还不如早点死了好！”

范雎一听，赶紧向蒙骜说：“我愿意把夺回汝南之事托付给您！”于是蒙骜就把范雎的话回奏秦昭王。

从此每当范雎谈论到韩国，秦昭王就不想再听，认为范雎是在为夺回汝南而谋划。

辨而不当论，信而不当理，勇而不当义，法而不当务，惑而乘骥也，狂而操吴干将也，大乱天下者，必此四者也。所贵辨者，为其由所论也；所贵信者，为其遵所理也；所贵勇者，为其行义也；所贵法者，为其当务也。

善于辩论却没有条理，言语真实却不符合道理，勇敢却不符合道义，执法却不符合事理，如同迷路了却乘着良马，癫狂了却手中拿着吴国的宝剑干将，致使天下大乱的，必定是这四种人。崇尚辩论，为的是所辩论的有理有据；崇尚言语真实，为的是所谈论的遵循道理；崇尚勇敢，为的是行为符合道义；崇尚法度，为的是做事合乎道理。

跖之徒问于跖曰：“盗有道乎？”跖曰：“奚啻其有道也？夫妄意关内，中藏，圣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后，义也；知时，智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无有。”备说非六王、五伯，以为尧有不慈之名，舜有不孝之行，禹有淫湎之意，汤、武有放杀之事，五伯有暴乱之谋。世皆誉之，人皆讳之，惑也。故死而操金椎以葬，曰：“下见六王、五伯，将敲其头矣！”辨若此不如无辨。

盗跖的徒弟问他：“盗有什么学问吗？”跖说：“何止是有学问？那揣度室内财富，一猜就中的就是圣人；入室在前，这就是勇敢；最后出来，这就是仁义；懂得把握偷盗的时机，这是智慧；均分财物，这就是仁德。不精通这五种学问，却能成为大盗的，天下没有。”用学说来非议六王、五霸，认为尧有不慈爱的名声，舜有不孝顺的行为，禹有放纵的意图，商汤、周武王有流放、诛杀的事情，五霸有暴乱的阴谋。世上的人都称赞他们，是因为人们为他们避讳，这都是糊涂的说法。所以临死的时候拿着金锤来殉葬，说：“在黄泉之下看见六王、五霸，将敲碎他们的头！”这样的辩论还不如没有辩论。

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窃羊而谒之上。上执而将诛之。直躬者请代之。将诛矣，告吏曰：“父窃羊而谒之，不亦信乎？父诛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？信且孝而诛之，国将有不诛者乎？”荆王闻之，乃不诛也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异哉！直躬之为信也。一父而载取名焉。”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。

楚国有个叫直躬的，他的父亲偷羊，他去告发了。君主捉住他的父亲将要诛杀他。直躬请求代替父亲。就要被杀的时候，他告诉官吏说：“父亲偷羊却告发了他，不是说真话吗？父亲受到诛杀却代替他，不是孝顺吗？说了真话而且孝顺，却要被诛杀，国家还有不该杀的人吗？”楚王听说了，就不杀他了。孔子听到后说：“奇怪啊！直躬所谓的说真话。一个父亲却两次为他获取了名声。”所以直躬的说真话还不如不说真话。

齐之好勇者，其一人居东郭，其一人居西郭。卒然相遇于涂，曰：“姑相饮乎？”觞数行，曰：“姑求肉乎？”一人曰：“子，肉也；我，肉也；尚胡革求肉而为？于是具染而已。”因抽刀而相啖，至死而止。勇若此不若无勇。

齐国喜欢勇敢的人，一个人住在东城外，一个人住在西城外。突然两个人在路上遇见了，说：“姑且一起饮酒吧？”饮了几巡，说：“姑且找点肉吧？”其中一个人说：“你，就是肉；我，也是肉。为什么还要找别的肉呢？只要准备豆豉酱就行了。”因此抽出刀，两个人相互割肉吃，到死才停止。像这样的勇敢还不如不勇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