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古时候，先代的圣王教导他们百姓的做法，首先是从事农业。使百姓从事农业不是仅仅为了土地的产出，还为了醇化百姓的心志。使百姓从事农业就会变得纯朴，纯朴就容易役使，容易役使，边境就会安定，君主的地位就会显得尊贵。使百姓从事农业，他们的行为举止就会持重，行为举止持重就会减少私人的交谊，减少私人的交谊就会使公法得以确立，民力也会专一。使百姓从事农业就会使他们的家产增多，那么他们就不会轻易迁徙，不轻易迁徙就没有别的考虑。百姓舍弃根本的农业而从事其他行业，他们就会不听从命令；不听从命令就不能够依靠他们的力量防御外敌，不能够依靠他们作战。百姓舍弃根本的农业而从事其他行业，他们的家产就会很少，他们的家产很少就会很轻易地迁徙，轻易地迁徙那么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他们就会试图躲避到远方，没有安定地居住下来的心思。百姓舍弃根本的农业而从事其他行业，他们就会喜欢玩弄计谋，玩弄计谋就会诡诈多变，诡诈多变就会挖空心思地钻法令的空子，把对的当作错的，把错的当作对的。
后稷曰：“所以务耕织者，以为本教也。”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藉田，大夫士皆有功业。是故当时之务，农不见于国，以教民尊地产也，后妃率九嫔蚕于郊，桑于公田，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，以力妇教也。是故丈夫不织而衣，妇人不耕而食，男女贸功以长生，此圣人之制也。故敬时爱日，非老不休，非疾不息，非死不舍。
后稷说：“之所以从事耕作纺织，是因为这是教化的根本所在。”所以，天子亲自率领诸侯们耕种籍田，大夫和士人也都有各自的工作事务。因此正当农忙的时节，从事农事的人不能在都邑中出现，以此来教化他们重视田地里的生产。天子的后妃率领九嫔在郊外养蚕，在公田里采集桑叶，所以春夏秋冬都有绩麻缫丝的工作要做，以此来尽力对妇女进行教化。因此男子不用织布就可以有衣服穿，妇女不用耕作也可以有饭吃，男女通过交换劳动所得，来维持生活，这是圣人制定的法度。所以，重视农时，珍惜光阴，不年老就不能停止劳动，不患病就不能休息，不死就不能舍弃农事。
上田夫食九人，下田夫食五人，可以益，不可以损。一人治之，十人食之，六畜皆在其中矣。此大任地之道也。故当时之务，不兴土功，不作师徒，庶人不冠弁、娶妻、嫁女、享祀，不酒醴聚众；农不上闻，不敢私藉于庸。为害于时也。然后制野禁。苟非同姓，农不出御，女不外嫁，以安农也。
耕种上等田，一个农夫要养活九个人；耕种下等田，一个农夫要养活五个人；养活的人可以再增多，不能再减少。一个人耕作，十人食用，各种家禽牲畜也都包括在内。这是充分利用土地的方法。因此正当农忙时节，不能兴建土木工程，不能进行战争，平民不能加冠、婚嫁、祭祀，不能聚众喝酒；从事耕种的人，如果没有涉及官府的事，不能私自雇用别人代为耕种。因为这些都是妨害农时的。所以就要制定乡野的禁令。如果不是同姓，男子不能到外地娶妻，女子不能嫁到外地，来保证农事。
野禁有五：地未辟易，不操麻，不出粪；齿年未长，不敢为园囿；量力不足，不敢渠地而耕；农不敢行贾；不敢为异事。为害于时也。然后制四时之禁：山不敢伐材下木，泽人不敢灰僇，缳网罝罦不敢出于门，罛罟不敢入于渊，泽非舟虞不敢缘名。为害其时也。
乡野的禁令有五条：田地还没有翻耕平整，不能绩麻，不能施肥；不到年龄，不能从事园圃里的劳动；估计力量不够，不能扩大耕地；从事农业的人不能经商；不能去做其他事情。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农时。然后制定一年四季的禁令：不到适宜的季节，不能到山里砍伐木材，水泽地区的人不能烧灰割草，不能外出捕猎鸟兽，不能下水打鱼，不是管理船只的官员不能借口驶船。因为这些事情会妨害农时。
若民不力田，墨乃家畜。国家难治，三疑乃极。是谓背本反则，失毁其国。凡民自七尺以上，属诸三官：农攻粟，工攻器，贾攻货。时事不共，是谓大凶；夺之以土功，是谓稽，不绝忧唯，必丧其秕；夺之以水事，是谓龠，丧以继乐，四邻来虚；夺之以兵事，是谓厉，祸因胥岁，不举铚艾。数夺民时，大饥乃来。野有寝耒，或谈或歌，旦则有昏，丧粟甚多。皆知其末，莫知其本真。
如果百姓不尽力农耕，没收他们的家畜。国家难以治理之处，在于农业、工业、商业人士都不专心从事本行工作。这就是所说的背离根本，违反法则，这就会导致国家的灭亡。凡是成年的百姓，都分别属于农、工、商三种职业：农业生产粮食，工业制造器物，商业经营货物。行事不合农时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大凶”；因为大兴土木耽误农时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延误”，百姓就会忧愁不止，田地里必然没有收成；因为治理水事耽误农时，这是所谓的“浸泡”，悲伤就会在欢乐之后到来，周围的邻国就会来侵扰；因为战事耽误农时，这是所谓的“祸患”，于是灾祸连年不断，田地里也没有可以收割的庄稼了。连续耽误农时，严重的饥荒就会到来。田地里有闲置的农具，有人在谈笑，有人在唱歌，夜以继日，就失掉了非常多的粮食。都知道末梢，却没有人知道根本。
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无农不稳。古人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，早早就悟到了这一点。于是，我国农业不仅很早就取得丰富的经验，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，而且历朝历代都得到国家的重视，直到今天，依然如此。
拓跋嗣以民为贵
北魏时期，有一次，全国连着几年发生霜旱灾害，农民没有收成，云中、代郡一带很多老百姓都饿死了。于是，太史令王亮、苏坦就向北魏国君拓跋嗣上书说：“按谶书的说法，魏国应把都城建在邺城，那样的话，百姓才能够富足安乐。”
但博士祭酒崔浩说：“第一，如果把都城迁到邺地，能够解救饥荒，却非长久之计。现在迁都，要留下军队戍守旧都，这样只有一部分人向南迁移，这些人住不满几个州的土地，要和汉人杂居在各郡县。这样一来，就会暴露我们人口少的实情，四方邻国会轻视我们。第二，我们的百姓也不习惯那里的水土，害病伤亡的人会很多。第三，旧都的守兵减少之后，屈丐、柔然等国就会趁机攻击我们，他们一旦率领全国的军队前来进攻，云中、平城一定会发生危机。我们居住在北方，崤山之东发生变乱，我们派遣轻装骑兵向南进攻，把部队分布在林野中间，就没有人能知道我们的人数。第四，老百姓看见我们征战就会慑服。明年春天，杂草生长起来，家畜能够吃饱，牛奶能够供应上，又有蔬菜水果，就可以维持到秋天粮食成熟，我们面临的这些困难暂时就能够克服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