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俅，是一个《宋史》认为不值得立传的人。他长于开封市井，府衙小吏出身，写得一手漂亮好字，略有诗词歌赋功底，会使枪弄棒，尤其善于蹴鞠，机缘巧合而凭此技获宠于端王赵佶。端王意外登基做了皇帝，府中旧僚按例超迁，高俅的官场出身就是“随龙人”，而且格外受到宠信。徽宗“欲显擢之”，将其交托给边帅刘仲武，到陕西混些“边功”。政和元年（1111）四月，高俅已经做到“三衙”中的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，八月即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按照孟元老所记，政和六年（1116）南郊大礼，高俅以殿前都指挥使身份统帅禁军，负责保卫皇帝安全。从车驾宿大庆殿的严密警戒，到御街上驾行仪卫的华彩亮相，都堪称高殿帅的高光时刻。南郊大礼结束之后不久，政和七年（1117）正月，徽宗擢升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。按照政和武官新制，太尉为武阶之长，与二府长官平列，高俅成为继童贯之后第二个担任太尉的武人。

高太尉管军，对大宋朝和徽宗皇帝都是灾难。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九十八》中说：“初制，殿前、侍卫马、步司三衙禁旅合十余万人。高俅得用，军政懈弛，靖康末，卫士仅三万人，及城破，所存无几。”金兵围城之际，徽宗匆忙内禅，连夜出逃，甚至不敢通知高太尉前来护驾，只有蔡攸和内侍数人扈从。高俅与童贯得知上皇出逃，为保性命而领兵追至泗州，赶上道君皇帝，却在淮河边上起了冲突。徽宗与高俅不想继续南下，童贯诈传上皇御笔，命高俅守住浮桥，不得南来，自己则带亲兵挟持上皇渡河，甚至命令射倒攀辂阻止南逃的随驾卫士数百人。据说混乱之中，“高俅父子兄弟在傍，仅得一望上皇，君臣相顾泣下，意若有所欲言者，而群贼在侧，不敢辄发一语。道路之人，莫不扼腕流涕痛愤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·钦宗靖康元年》）。

论出身与资历，高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军人，更不具备统领全国禁军的能力，“殿前都指挥使高俅”实为徽宗重用不知兵者渎乱军政的象征。高俅管理禁军，在军队训练上玩些花架子，在金明池导演诸军呈上热热闹闹的百戏，在南郊大礼中摆出华丽整齐的仪仗，这些都是他的强项；指望他训练出能够作战的军队，那真是难为他了。孟元老亲眼目睹东京沦陷，作为南渡之人，痛定思痛，此处绝非客观记录南郊大礼中的一个仪程，而是点名批评败坏禁军的首恶高俅，也未尝不是间接批评错误用人的宋徽宗。

冬至前三日，驾宿大庆殿其。殿庭广阔，可容数万人，尽列法驾仪仗于庭，不能周遍工。有两楼对峙，谓之“钟鼓楼”，上有大史局生测验刻漏用。每时、刻作鸡唱本，鸣鼓一下，则一服绿者执牙牌而奏之。每刻曰“某时几棒鼓”，一时则曰“某时正”。

其驾宿大庆殿：即本书卷一“大内”条介绍大庆殿：“每遇大礼，车驾斋宿，及正朔朝会，于此殿。”驾，指代皇帝。宿，住宿，过夜。

工尽列法驾仪仗于庭，不能周遍：宋代皇帝出行的仪仗，分为四种，即大驾、法驾、小驾和黄麾仗，具体使用哪种，取决于皇帝所行事件的重要程度：“一曰大驾，郊祀大飨用之；二曰法驾，方泽、明堂、宗庙、籍田用之；三曰小驾，朝陵、封祀、奏谢用之；四曰黄麾仗，亲征、省方还京用之。”（《宋史·仪卫志一》）大驾卤簿最隆重，法驾卤簿是在大驾的基础上“三分减一”。北宋初年，南郊大驾仪仗总共11222人（《文献通考·郊社考五》），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太常寺奏报南郊仪仗为21575人（《宋史·仪卫志三》）。周遍，周全，全面。